山西大学民俗文化与俗文学研究所

《黄河中下游家族村落民俗与社会现代化研究》，旨在以“黄河”这一大河流域的山、陕、豫、蒙等省区为研究范围，在查阅地方文献和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选准调查点，发挥民俗学熟悉民众生活的优势，运用民俗学田野调查方法，深入调查地进行考察，把地方文献资料、田野调查资料、民众口述资料三个方面材料相互结合、相互印证，进行实证分析，探寻黄河中下游家族村落形成的特定地域生态环境、家族村落的民俗文化内涵及其形成演变的历史，尤其是着眼于二十世纪家族村落民俗的传承，研究传统的家族村落民俗与农村现代化的内在关联，了解占主流地位的国家权力与潜在的民间权威的互动、对接，有助于准确把握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结构，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咨询。因此，本项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迫切的现实意义。

根据本课题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学术难题，一方面要查阅方志、地方史料和已有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必须以大量实地田野调查资料为依据，既注意黄河中下游总体的区域特征，又兼顾不同文化亚区的民俗特点，把面与点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步骤上先是就近试验，在山西境内的晋南、晋中、晋北分别选点，在调查的基础上先行发表阶段性研究成果，总结经验教训，摸索研究路径，制定出更为切实可行的调查计划与调查提纲，再扩大到内蒙古自治区的准格尔旗，陕西省的韩城、合阳，河南省的温县、洛阳，分别选点深入调查。数年来，爬涉在黄土高原崎岖陡峭的山路上，奔走于山野村寨的普通百姓家，进行了艰苦细致的调查工作，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同时，由于调查范围广，工作量大，需花费的时间多，本课题具有较高的难度，故两次请求延期。研究过程中，原有的成员有的外出求学深造，有的年老体弱，只参加了前期调查，或撰写了部分研究成果，更繁重的田野调查和后期资料整理、专著撰写主要由段友文教授带领研究生去做，现已完成全部任务，达到了预期目的。本项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学术创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区域性家族村落民俗研究有新的突破。过去有关家族村落的研究成果甚多，但总体来看，以时代而言，主要是依靠史料或已有的调查资料对家族村落民俗进行“史”的整理，把目光集中在古代或近代，对现代尤其是当代家族村落民俗论述很少；从地域来看，研究范围大多集中在闽、台、江浙沿海及中南一带，近年出版的部分华北家族村落研究也是局限于河北、北京、山东等地，而地处黄河中下游的山西、陕西、河南、内蒙几乎空白；就旨趣而论，大多着眼于家族村落文化本体研究，习惯于对制度、构成要素等进行“静态”研究而忽略了其现实的存在状况以及与社会现实的密切联系。本项成果以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黄河中下游山、陕、豫、蒙为研究范围，分别选择调查点，通过艰苦细致的实地田野调查，进行实证分析，探寻黄河中下游家族村落民俗的地域特征、形成演变及其社会转型期的实际“展演”状况，在区域家族民俗研究方面有开拓性意义。

二、内容上宏观与微观结合，历史性与共时性并重，力图展示出黄河中下游家族村落民俗的真实图景。

1、首先对“家族村落”学术语给予界定，认为它是一个合成词，是以血缘为主体的俗民居住在同一地域空间而形成的群体聚落。其次，它包含着血缘和地缘两个基本的社会单元，家族和村落两个方面各自都有着丰富的内涵。所以实际研究过程中既要考察家族和村落的内在关联，又要注意二者的区分，为了论述的方便，全书分为三个部分：上编，家族研究，运用区域文化理论，从生态和人文结合的角度论述了黄河中下游家族村落形成的地域环境、家族民俗文化的形成演变过程、二十世纪家族活动的状况；中编，村落研究，对黄河中下游村落的时空特征、村落类型、村落重构、民俗传承、民俗信仰进行了分析研究；下编，个案研究，是在深入实地调查基础上撰写而成，绝大部分发表在大陆或台湾专业学术刊物上，真切地展现出以家族村落这一血缘与地缘结合的群体内的民众生活。

2、材料上纵横交错，点面结合，史论并重。对黄河中下游家族村落民俗形成演变的历史作了梳理，对历史上具有典型定义的历史事件如光绪奇荒、明代大槐树移民、清代山陕走西口运动从民俗学学科角度给予阐释。同时注意考察现代化语境下乡村的家族活动、村落的社会组织及村落建设，总结家族村落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

3、凸现黄河中下游家族村落民俗的区域特色，发掘不同文化亚区的文化差异，对家族村落民俗的比较研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地处黄河中下游的山、陕、豫、蒙由于共同的地理环境、历史变迁、频繁的文化交流，形成了大体相近的习俗风尚，具有共同的区域民俗特征。但是不同的文化亚区由于生活方式、民俗信仰、文化心理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家族村落民俗。书中分别从组织形态、活动方式、宗族观念等方面比较其相似性与趋同性，这在家族村落民俗研究方面具有创造性。

三、方法上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1、树立明确的学科意识，体现出民俗学学科的研究个性。家族村落是历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相近学科共同关注的对象，民俗学与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不同于历史学注重“史”的梳理，而是把历时性与共时性结合，探究民俗的现代传承；它不同于社会学注重家族村落社会组织特征和社会运行特点，而是关注其中的生活主体——俗民及其心理；它不同于人类学倾向于落后、偏远的“异文化”考察，而是关注社会变迁中的民俗文化，引导民俗朝着更合理的方向发展。概而言之，民俗学视野下的家族村落研究关注村落中活动的人和人的习俗、惯制及文化心理，为新农村的建设寻找民俗文化资源。

2、立足于田野调查，将典籍文献、地方文献与实地田野调查资料三者相互结合、相互印证，使研究成果更具科学性。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坚持走向田野，深入乡村，通过实地调查获得了大量族谱、碑刻及手抄本、刻印本、民众口述资料等鲜活的民俗文献，这些资料大都鲜为人知，在该项成果中首次使用。正因为本项研究依重于实地田野调查得来的资料，对相关研究资料力求做到锐意穷搜、竭泽而渔，使得出的结论更真实、准确、稳妥、令人信服，也为今后黄河中下游家族村落民俗的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3、步骤上，先从单个的家族村落研究着手，写出个案研究报告，再进入各个民俗文化区的整合研究，最后实现同一大的文化区内不同亚区的家族村落民俗比较以及南北方家族村落民俗的比较。运用这种由点到线再到面的研究，回答了家族村落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对区域民俗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大胆探索。

本项研究首次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对黄河中下游山、陕、豫、蒙四省区的家族村落民俗进行系统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对于区域民俗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本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对于了解黄河中下游乡村的性质、变迁历程尤其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样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工程中借鉴、继承并发扬农村的传统民俗文化资源进而实现城市与乡村的有机整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项研究的不足之处是由于调查的时间有限、经费紧张，个案研究方面河南、陕西、内蒙三个省区较为薄弱，有待今后进一步拓展。

（二）《山西民歌保护模式及其文化建设的调查研究———以山西河曲民歌、左权开花调为例》山西省社科联人文社科重点课题研究项目，并于2009年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该项目为山西省社科联重点课题，项目编号为SSKLZDKT2009012。晋西北河曲、太行山左权是山西省著名的“民歌之乡”，素有“民歌的海洋”之美誉，它们于2006年双双入选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该项目正是以河曲“山曲儿”和左权“开花调”为研究对象。课题获准之后，课题负责人带领课题组成员迅速从田野调查到理论探索，全面展开了研究。先是到河曲县、左权县采访民歌手，搜集至今传承的民歌，接着吸取国内本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运用社会学理论、传承理论、表演理论对研究对象进行挖掘探索，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

该课题的第一组研究成果是项目负责人段友文撰写的学术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的民歌保护模式研究——以山西河曲“山曲儿”、左权“开花调”为例》，这篇总结性成果作为2009年中国民俗学年会论文，在大会上宣读，并入选南昌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现代人文》2009年第12期，成为大会交流学习的论文之一。该文以民歌文化为中心，从文化、社会、自然三方面出发，围绕文艺主体生态系统、文艺本体生态系统、文艺功能生态系统诸因素组合而成的文艺生态场探讨民歌的保护模式。作者认为民歌保护模式的中心环节是抓住传承机制，传承机制的核心是要保护传承人，对传承人的活态保护与对民歌文本的静态保护是延续民歌生命的双重保证。从山西民歌的生存实际出发，设计了在位于晋西北黄土高原地带的河曲县建立整体民歌生态区，而在太行山农耕与游牧交汇区的左权县实行民歌村与民歌保护从娃娃做起的保护模式。

该课题的第二组研究成果是《左权民歌、小花戏班社组织与传承习俗调查》。该文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班社组织与传承角度探讨左权民歌和小花戏的发展现状，揭示班社组织的运行机制、演出习俗，认为班社组织作为左权民歌、小花戏传承的重要载体，对民歌的发展和地方文化的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该课题的第三组研究成果是《民歌中的叙事因素研究——以左权民歌为例》。该文主要借鉴西方叙事理论，结合民歌自身特点，以216首左权民歌为例，对其中的叙事性因素进行了深刻的挖掘，力图突破传统的从“抒情”看民歌的视角，而从“叙事”这一独特的角度来探索民歌中的叙事性因素，从而为民歌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该课题的第四组研究成果《山西左权“开花调”与浙江嘉善“田歌”的比较研究》是在地域文化比较的视野下对山西左权民歌和浙江嘉善田歌进行的跨省域研究。从其形成、内容和艺术形式等方面探讨二者的异同，并结合个案剖析对其原因进行深层挖掘，拓宽了民歌研究的视野。

课题组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抓住几个重要的专题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民歌的保护利用与合理开发提供了依据，对山西文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该项目结题之后，2010年6月荣获2009至2010年教育社科联重点课题研究成果一等奖。

《北方移民民俗变迁与地方社会重构一一以近代山西移入民村落为中心》已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07CSH024）

本课题是在初期对临汾市襄汾、安泽、霍州三县调查基础上，扩展到长治、运城、吕梁、晋中等地的移入民村落，在晋蒙交汇区建立部分山西移出民个案点，组合当地学者撰写内蒙移民村初步调查报告，适当比较分析，进一步概括北方乡村移民民俗变迁的整体面貌。

作者试图将研究视角建立在丰富的移入民群体口述史访谈和分析基础上，拓展对不同地方社会移民村民俗变迁的思考维度。在实际调查中，围绕移民民俗适应与地方社会、民俗权力与地方秩序、家谱与移民新民俗、传说与移民精神民俗、民俗记忆与社会重构开展研究，在此基础上，讨论民俗在移民地方化进程中的分层、功能和社会融合特点。该课题主要使用相关地方史志、现代文史资料等，也使用课题组的田野调查资料，主要以民国时期至1949年移民村建村前为时段，对移民民俗与地方社会关系形态进行研究和阐释。另一方面，在现代移民村调查中，对移民口述史回忆，以及移民村修谱、信仰等新民俗关系中，所表现出的历史记忆重建，所呈现出的民俗想像和移民精神特点，也适当予以考察和比较研究，以进一步揭示移民民俗内涵和现代传承启示。同时，也通过移民村调查工作，为深入研究山西移入民民俗打下基础。

本文的调查研究有助于拓展民俗学和相关学科的移民研究领域，对进一步认识山西乃至北方移民村落社会也有现实意义。

《山西介休宝卷说唱文学调查报告》,李豫、刘娟、尚立新、李雪梅、刘佳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4月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度专项任务项目“山西介休张兰地区宝卷文学调查报告”的最终成果

宝卷是从唐代的佛教俗讲演变而来的说唱样式，作者大都是出家的僧尼，其内容有佛经故事、劝事文、神道故事和民间故事，但以佛经故事最多，基本倾向都是宣传因果报因和修道度世，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它的一部分沿袭着讲经的路子变为宗教科仪、教派经卷和布道书，另一部分则沿着说因缘、讲故事的俗讲传统，把神道故事、民间传说、俗文学作品，甚至时事新闻编为说唱，变为江南的宣卷，成为民间文学重要的一支。

在中国，宝卷宣唱的区域主要有三个：南方浙江的靖江一带，北方山西的介休一带，西北甘肃的酒泉、武威的河西走廊一带。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靖江宝卷、河西宝卷抄卷和宣唱活动的兴盛，专家学者对这两个地区的宝卷研究如火如荼，而对介休宝卷的研究处于相对滞后的阶段。

为了保护和传承介休宝卷说唱这项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教育部曾于2003年批准并下达了对介休宝卷说唱文学曲种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文化考察的专项任务项目书，并将此项工作交由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豫主持。2003年至今，介休市委宣传部、市史志办等部门积极配合考察工作，组织介休各地相关人员进行座谈回忆，并先后在张兰、洪山、义安、北贾、上梁等介休城区和周围乡（镇）、村庄进行了走访和实地考察，拍摄了大量的图片，搜集到许多当事人录音资料和一批从明代到民国期间介休宝卷说唱的珍贵卷本、抄本、刻本，为该书的编撰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这是国内外第一部对中国山西介休地区宝卷说唱文学进行研究的专著。该书首先介绍了介休本地的忠孝文化、释道文化、商业文化，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山西介休吧宝卷的现存状况及传播情况。接着对介休宝卷卷本宣唱形式、宣唱类型与仪式的调查结果做了详细的陈述和阐释，最后对宣唱使用的16种主要文学卷本进行了内容梗概。附录收入《山西永济首阳山新近发现六部清嘉庆至民国的道情宝卷》等六篇论文。

调查报告首次揭示了介休宝卷宣唱与受众人员构成与《金瓶梅》宝卷宣唱之本事来源地之间的紧密关系，也为晋商妇女心灵世界之文学研究打开了一扇特殊的窗口。

博士论文《20世纪新故事文体的演变及其特征研究》

新故事是在中国民间故事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型故事文学样式，它与传统民间故事一起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故事文学体系。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新故事已经成为中国群众生活中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逐渐成为一个拥有庞大接受群体的、具有独立性的文学种类。该论文是系统梳理新故事文体发展史，并论证其文体独立性的专门研究。它将新故事文体的发生与中国社会、语言文学发展的进程相联系，纵览20世纪新故事文体之发展历程，依照“研究主体”本身的渊源发展阶段与社会运动发展史阶段相结合进行考虑，将新故事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进行考察：第一个时期是新故事文体的萌芽时期，“五四”以来至解放战争结束；第二个时期是新故事文体的确立时期，从建国之后至“文革”结束，这个时期分为两个阶段，以“文革”开始为分割点，前一个阶段是文体初步确立阶段，后一个阶段是文体的异化与蛰伏的阶段；第三个时期从改革开放至新世纪，是新故事文体对民间叙事传统的回归与发展的时期。通过对这三个时期新故事文体发展历史的追溯，和对各阶段新故事的主要文体特征的整理，在历史线索和共时特征上以充分的论据证明了新故事文体的独立性。认为新故事是典型的口头-书面结合型语体文，是我国自“五四”以来，“言文一致”的语言、文学发展思路的实现形式之一，也是“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为理念而引发形成的新文艺样式。这种文艺形式将群众生活中的口语不断地融入他们的作品，构成口语-书面结合型语体特征的群众性故事文学样式。解决了“新故事从何而来？”，“新故事是什么？的问题，为回答“新故事将往何方”提供了理论依据。并重新整理了“新故事与民间故事”的关系问题，明确二者在文体性质上的异同，重新解释二者之关系，为民间故事在文学意义上拓展研究空间提供参考，从故事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对中国故事学体系的构建有所裨益。

博士论文《关帝信仰与地方社会生活——以山西解州为中心的个案研究》

本文以作为关帝故里的解州镇及常平村为调查地点，利用历史文献考证与田野调查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来考察关帝信仰传统的历史与现状、关帝故里人的生活方式和他们所拥有的其他信仰文化，也就是将关帝信仰文化现象置于当地社会生活整体历史变迁当中来给予具体的阐释。本文的写作不仅是为关公信仰研究领域提供一个个案的民俗志，而且是为研究中华文明历史上广泛流布的、具有文化统一认同意义的神灵信仰现象，提供一个可行的研究方法。

全文主体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是对官方与民间共同建构关公信仰演进史的介绍，其中着重说明关帝故里关公信仰的建构过程。从关公信仰的演进史来看，关羽从一位历史人物最终成为汉人社会最受崇祀的神灵符号，在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进程中，在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荡涤中，他逐渐地蜕去了特定历史氛围的表征，注入了传统的文化精神，再披上一些宗教的华衮，从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文化象征。第二章论述了关帝故里常平村人的生存环境、文化传统、四季生活、多神信仰并存的充满张力的生活空间，描绘出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情景中关公信仰的传承情况。第三章考察了历史和今天在关帝故里所存在的官方与民间的关帝祭祀仪式实践活动。这些祭祀仪式传承固然与统治者的大力推崇有密切关系，更重要的是关公信仰被民间所接受这种事实。同时，关公信仰仪式存在不同级序的层级关系。第四章通过对关帝故里的信仰主体的划分，分析了关公信仰背后所存在的多重话语及其各自的言说，表现出关公信仰观念的复合性。第五章具体说明了关公信仰功能的历史承继与当代演变的情况，指出正是因为多重话语下的关公信仰，从而表现出关公信仰功能的多样性。

总之，在关帝故里传承的历史悠久的关公信仰，是由国家与当地社会双向影响和共同建构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关帝故里也好，关公信仰也好，都是由地方多重话语来解释的，体现了社会不同主体之间交往实践的过程。关帝信仰在一个地方传承的生命力，在于它不仅与地方社会生活，而且与这个地方社会拥有的其它各方面历史传统文化结成了可以“互释”的密切关系。也就是说，只有发生“在地化”的关公信仰，才能使关公信仰得以普遍流行。这一观点也可以推广到对于凡能体现统一国家历史的诸多神圣文化现象的研究之中。

（一）《华夏文明之根探源——晋东南神话、历史、传说与民俗综合考察》,刘毓庆主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

该书是一本关于晋东南神话、历史、传说与民俗综合考察的论文集，共包括22篇论文：《神农氏发祥于上党考》（刘毓庆），《晋东南羊头山周边炎帝传说、风俗文化考释》（侯文宜），《太行太岳访炎帝——太行太岳之野炎帝遗迹与祭祀》（张利），《下川文化的生态特点与粟作农业的起源》（石兴邦），《太行山地区与粟作农业的起源》（王星光、李秋芳），《陵川万年岩画考察记》（刘毓庆），《蚩尤、九黎、三苗与太岳之野》（牛贵琥），《长子——帝尧的故乡》（李蹊），《山西长子县尧及丹朱遗迹的发现及其意义》（刘毓庆），《再论商族源于山西漳河流域说》（王克林），《晋东南及其周边神话与中国文化及文学中之精神》（刘毓庆），《太行山、太岳山女娲遗迹、传说及其祭拜活动》（张利），《长子发鸠山精卫传说及其遗存》（张利），《太行太岳中条之野大舜传说与二仙神话的生成——太行太岳中条之野二仙神话的考察与研究》（张利），《方志对于神话传承的独特意义——以山西方志所载羿神话为例》（霍建瑜），《晋东南成汤崇拜的巫覡文化意蕴考论》（段友文、刘彦），《大粮山古战场：长平之战的历史见证与廉颇崇拜——晋东南米山小地域文化遗存考论之一》（侯文宜、杨丽），《地方性宗教文化景观与民间信仰——晋东南米山小地域文化遗存考论之二》（任娟、侯文宜），《民间传说遗存：地方性知识与民间记忆——米山小地域文化遗存考论之三》（侯文宜、卫才华），《晋东南明清迎神赛社祭仪及其音乐戏剧》（王亮），《民间赛社“乐星图”解——上党古赛乐艺建构考析》（杨孟衡），《山西上党戏神类型概说》（曹飞）。